法国大革命的开端

路易十四时代，法国君主专制发展到了顶峰，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时期，君主专制的程度虽然有所缓和，但专制王权以及作为第一等级的教士和作为第二等级的贵族等特权阶层对第三等级的压迫却越来越严重。

不过，即使在封建专制的重压下，法国的 资本主义工商业还是在 17世纪逐渐发展起来，特别是到了 18 世纪，由于采用了英国进口的先进机械，法国的冶炼业、采矿业以及工厂手工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许多工商业城市开始在法国涌现出来。

虽然还未步入“工业时代”，但法国经济的发展已经开始动摇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市民阶层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冲击、挑战着法国原先那种根植于农业社会的等级结构，他们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来为他们的利益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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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科学文化领域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和牛顿的力学原理等近代自然科学的发现使人们日益推崇以科学、进步的眼光来看待世界的运动和发展。

这样，一方面，因应新的社会力量的需要，另一方面，在自然科学的推动下，启蒙运动就蓬勃发展起来了。

伏尔泰、孟德斯鸠、狄罗德、卢梭等是法国启蒙运动的主要思想家。

伏尔泰被称为“启蒙运动之父””，他曾在英国游学，深受洛克、培根和牛顿等思想家、科学家的学说的影响，认为理性是至高无上的，而宗教神学特别是天主教神学和专制制度则不符合理性的精神，他呼唤宗教的宽容和多元、自由与平等，欣赏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孟德斯鸠也曾去过英国，身为封建领主和波尔多高等法院的法官。

他强烈地谴责专制主义，主张权力的分立与制衡，以避免出现专制独裁:狄罗德则是启蒙运动中百科全书派的领军人物，他和数学家达朗贝尔主持编纂的《百科全书》表达了强有力的反对迷信与蒙昧、反对一切有组织的宗教和宗教不宽容行为、反对专制主义等的观点:卢梭虽然是启蒙运动中的异类，但他的学说同样表现出了对理性的崇尚、对专制的反对、对自由与平等的渴求。

从总体上说，启蒙思想家一方面高举理性的旗帜，主张将理性视为判断世间万物的唯一标准，他们不承认任何外在的包括宗教、社会和国家制度等在内的权威，认为这些东西都要在理性的标准之下被重新审视和评价”。

另一方面，启蒙思想家也继承了文艺复兴运动时期提出的人道主义思想，“反对那种以神为中心、贬低人的地位、蔑视人的尊严和世俗生活的主张，高呼人的理性、人的尊严以及人的意志，背定世俗生活的价值，重视教育，重视科学知识。

启蒙思想家们力图用各种方式来影响法国的上流社会和底层民众，他们举办沙龙、文学协会、阅读协会、俱乐部等，吸引了不少律师、医生、贵族甚至皇室成员和神职人员的加入;他们普遍喜欢用普通人能理解的语言来启发人的思想。

用小说、散文、传记、脚本、演讲、诗歌、戏剧等受到大众欢迎的形式来表达新思想:他们举办报刊或给报刊撰文，以引导公众舆论，使民众与他们一起对抗专制制度、等级制、天主教神学等一切形式的奴役和压迫，争取自由、民主与平等:甚至，一些畅销的低俗文学作品也渗透着启蒙运动的思想，极大地挑战了既有的社会政治秩序。

“确实，在他们的努力下，法国民众甚至贵族和教士也深受启蒙思想的感染，为法国大革命的到来做足了思想上的准备。

法国财政危机的爆发

英国历史学家威廉·多伊尔在其著作《法国大革命的起源》中指出，在 1786 年前后，法国财政危机开始凸显，1786 年 8月 20 日，财政总监卡隆面谒路易十六，告诉他法国已接近破产根据卡降的估算，1786 年法国财政收入应该是 4.75亿里弗，但却要支出大约 5.87 亿里弗，也就是说，政府赤字达到了 1.12 亿里弗，几乎是年度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

“而在这时候，法国大革命已初现端倪。

可以说，从路易十四时代起，法国就担负着沉重的外债，因此，在整个 7、18世纪，财政问题一直困扰着法国，而且，为了和欧洲诸强争霸，法国经常举债参与战争，这使其财政负担更重，1763 年，法国在七年战争中失败，其外债在接下来的十年中翻了一番。

路易十六于 1774继任为法国国王，甫一登基，他就任命杜尔哥任财政总监，进行财政改革，但杜尔哥的改革并未取得成功。

1776年，瑞士银行家内克被任命为国库总管，继续进行财政改革，从1778 年到1783 年，为了挫败英国，法国通过借债参与美国独立战争，因此到 1783 年战争结束后，法压又增加了一大笔外债。

1783 年，里尔省总督卡隆接过内克留下的烂摊子继续对法国的财政进行改革，但无论如何改革，就如上文所说，到了 1786 年，法国的财政已经入不敷出，而且也难以再继续大规模借债了，卡隆最终向路易十六提交了《财政改进计划》。

主张对经济、政府和社会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其中最关键的是征收土地税(即一种无人可以豁免的、在收获时节征收的实物税)和印花税，实施谷物自由贸易政策，出售教会田庄地产等清偿债务，并建议在 1787年初召开由贵族和教士等组成的显贵会议，以获得他们对改革的支持。

然而，上述改革措施却遭到了显贵会议的强烈反对，后者担心自己会因改革而损失其利益和特权，在显贵会议的压力下，卡降被解职，图卢兹大主教布里耶纳被任命为干室财政总管，他在未能获得显贵会议的支持下。

于 1787 年 5 月 25 日解散了显贵会议，随后强行将修正后的卡隆改革方案送往高等法院，要求高等法院对其予以注册通过，但高等法院拒绝注册，1787 年8 月6日，政府决定强行注册征税税令，高等法院在民众的支持下对此表示强烈谴责，随后高等法院的法官遭到了放逐。

此后不久，随着布里耶纳做出让步，宣布终止放逐高等法院，不再试图征收土地税和印花税，只要延长并公平地征收现存的两个甘一税，“高等法院也表示妥协对甘一税进行了注册，然而，在 1787 年 11 月高等法院就注册新国债而召开的会议上，路易十六亲临会议并以“御临法庭”“的形式强行宣布通过国债注册。

这使高等法院和王权以及政府的关系彻底恶化，贵族、教士也一起起来反对国王及政府，在布列塔尼，贵族们甚至派出一个代表团前往凡尔赛，宣布国王的大臣们是罪犯，在 1788 年五六月间，各地出现了抗议政府的风潮。

这时，路易十六主持的财政改革其实已经宣告失败了。

祸不单行，1788 年7月及8 月中旬，法国农田接连遭受暴、干早与风暴的踩，粮食严重歉收，这意味着农民无法足额缴纳 1789 年的税金了，农业的萧条也影响到了手工业、纺织业等，使这些行业也因农业原料成本和价格的急剧上涨受到打击，政府在 1789 年的预期财政收入更加无法保障，法国终于走到了国库空空且难以举债的地步，其财政危机全面爆发了。

有学者认为，财政危机影响了法国此后一系列极为不稳定的社会事态的发展，“而解除财政危机的唯一出路，就是召开三级会议，争取征收新税。

三级会议的召开与网球场宣誓

三级会议起源于 1302 年，其前身是 法国中世纪的等级代表会议，与会代表来自社会的三个不同等级，其中，第一等级是教士，第二等级是贵族，除教士和贵族以外的其他民众都被视为第三等级，当国家陷入困境特别是在决定征税时，国王会召开三级会议寻求帮助或支持，所以会议是不定期的。

开会时，三个等级的代表分开开会，且各等级不论代表多少，都各有一票的否决权，显而易见，三级会议是有利于教士和贵族的。

16、17 世纪，法国专制王权加强，三级会议的权力被不断削弱，从1614 年到1789 年，三级会议停开了 178 年。

其实，早在 1787 年显贵会议讨论后期以及高等法院与政府斗争的过程中，为了对抗政府增加新税以及削弱贵族、教士特权的意图，同时也是为了反抗专制主义，显贵会议中的一些代表以及高等法院就提出要召开三级会议了，而且，根据以往的经验，他们相信自己能够在三级会议中占据优势，进而保护自己的特权。

而国王则希望借三级会议召开之际，利用第三等级的力量压制贵族，同时征收新税以摆脱财政危机。

1788 年9月，高等法院注册了召开三级会议的法令，不过，高等法院同时也宣称，即将召开的三等会议应当遵循 1614 年的形式，即教士、贵族和第三等级分三个厅议事，分别投票，并按照等级计票,这种明显有利于教士和贵族的方式得到了 1788 年底召开的第二次显贵会议的支持，但激起了第三等级的强烈反对。

在他们的抗争下，政府、高等法院、贵族及教士做出了部分让步，即加倍第三等级的代表人数，使之等于第二和第三等级之和，但关于按等级计票还是按人头计票，则未能达成妥协。

在与其他两个等级的斗争中，第三等级逐渐形成了一种普遍的共识，那就是反对特权、反对封建等级、反对专制主义，特别是面临贵族的顽固不化的抵抗，第三等级的这种共识更加强烈。

1789 年 5月 5日，三级会议在凡尔赛宫正式开幕，开会之初，关于计票问题与联合或单独审查代表资格的问题就引发了第三等级和另外两个等级的争论,第三等级坚持应当按人头计票并坚持三个等级要联合审查所有代表的资格，但这遭到了大部分贵族、约一半教士和国王的反对。

“第三等级的代表更加认识到，必须采取行动，因为大部分贵族和教士显然不会轻易放弃他们的特权并接受税收平等，他们一方面拉拢教士，争取他们的同情，“以和平的上帝和国民福利的名义请求他们不要放弃团结一致行动的计划”，“另一方面争取“自由贵族”的支持。

6月初，西耶斯宣布“破釜沉舟”的时刻到了，他提议邀请特权等级与第三等级一起开会，不管特权等级拒绝与否，第三等级都要拿出一份不分等级的代表名单，而没有出席的人将被视为缺席，"这一提议获得了通过，表明第三等级作为一个国民团体第一次迈出了革命性的一步。

“6 月17日，在西耶斯等人的提议和鼓动下，第三等级会议宣布自己的名称变为“国民议会”，在此期间，少数教士加入到了国民议会当中。

可以说，“国民议会”的成立标志着第三等级已经开始掌控国家最高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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